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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输液”利益催生中国怪胎

来源: www.ssooee.com   发布者:搜医网 时间:2011年1月26日 20:43 浏览16次

  国家发改委关于中国人“一年人均输液8瓶”的统计数字一出,举国哗然。曾几何时,输液似乎已取代了打针、吃药,成了治疗的代名词。

  眼下正是呼吸道感染的高发季节,记者在儿童医院看到,抱着孩子排队输液的家长组成了一条令人瞠目结舌的长龙,而这样的情景在本市各大医院都可以看见。有的医院输液室挤不下,允许家长举着输液瓶带孩子找地方,于是楼道里、候诊椅上、甚至自家车里都成了输液地点,看到这种情景,就不难理解“全民输液”的景象了,中国人对于输液的依赖程度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为什么会这样?

  记者走访了患者、医院,并对药品生产销售企业进行了调查,发现“全民输液”的背后,已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被人们认为“见效快,疗效好”的输液就是一块圈内人抢夺的利益蛋糕,药商、药厂、医院都想从中分得一杯羹,最终导致生产畸形膨胀,竞争手段花样翻新。为了这条利益链,人们不断被强化对输液的迷信观念,有人甚至到了“你不输液我就跟你急”的地步,于是刺激了新一轮的生产和推销,这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使利益链上的相关环节均获益,但危害的却是这个民族,尤其是下一代的健康。

  治个感冒花1812元 必须输液才能好?

  看病贵一直是民生之苦,“看个感冒也得花个千儿八百的”抱怨声比比皆是。记者了解了一些病患的经历,发现看病的钱有很大一部分是花在输液上。其中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一位患者治疗感冒花了1812元。这位患者自称因感冒发烧在本市一家三甲医院就诊,当时一位女大夫先得知他是公费后,为他做了一系列检查,随后建议开三天青霉素输液,又开了一点药。

  但令患者大吃一惊的是交费结账高达1812元,其中仅输液就1300多元,而且输的是一种他从来没听说过的药——“注射用哌拉西林钠舒巴坦钠”,18支一共1374.48元。他问药房工作人员:“医生不是说开青霉素吗?”该工作人员称:“这叫类青霉素,是青霉素的一种。”并表示这种药比普通青霉素疗效好,当然价格也贵一些,“难道就因为我说是公费,就输这么贵的药治感冒,这不是大炮打蚊子吗?”

  多位患者的就诊经历显示,最常见的病诸如感冒、气管炎、拉肚子等,医院的治疗方法就是输液,而且主要是输抗生素类药物,少则三天,多则六天,其花费从300多元到八九百元不等。

  很多患者都心里起疑:“我的病是不是必须输液才能好?”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内科教研室主任刘又宁的回答是令很多人震惊的“常识”——感冒可以不治自愈。他指出,治疗感冒最好的药就是“多喝水、多休息”,还要注意“保持室内通风和合适的湿度”。在很多国家,医生不会给感冒患者开药,尤其是抗生素。但一些医疗机构不但很少向患者普及“感冒可以不治自愈”这种科学理念,反而在利益的驱使下过度医疗。

  能开输液不开口服 医生收入一半靠药

  记者了解到,门诊输液主要为抗生素,业内据说流传着一条不成文的“行规”——住院病人“每人1瓶”,急诊病人“先来1瓶再说”。而随着新药越来越多,输液所用抗生素的级别和价格也水涨船高。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一针见血地指出,大部分患者进医院,其实是不需要输液的,过度治疗的主要原因是医院的生存和发展主要从药品的收入里获得,而医生收入的50%要从药品里获得,所以开大处方、输液,实际上是以药养医的体制造成的。

  为什么医生对输抗生素如此“厚爱”?记者从一名医药代表的口中了解到,行业内有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抗生素是当前医药市场的“暴利之最”,通常利润率为20倍,而医生从抗生素中拿到的回扣点数也是最多的。

  “抗生素的回扣一般都高于30%,个别低于30%的抗生素,如果加上学术交流、旅游、出国考察等因素则远远高于30%;有些医生拿回扣的数目惊人,一些重点科室的重点医生每月仅拿药品回扣就超过万元……当然,上述费用最终都得由患者‘埋单’。”

  而且,同一种抗生素药物,输液往往比口服药贵出几十倍,这意味着更高的回扣数字。一位曾经因肠炎就诊的患者告诉记者,当时医生给他开的是左氟沙星输液针剂,一天的花费超过100元,3天下来需要近400元,而一盒口服左氟沙星药片,价格是12元,可以吃3天。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例如常用的抗感染药物甲硝唑,如果是口服的,一个疗程七天的花费只有大约3元钱,但是改用打点滴,一天就要花费大约20元钱。

  推抗生素的医药代表 都是业内“牛人”

  正是这样一条“利益链”的存在,抗生素撑起医院与某些医生、销售人员的腰包,使医院、医生和供货商都患了对抗生素的“依赖症”。

  这名医药代表在业内混了五六年,自诩深知其中门道,她告诉记者,由于各医院抗生素的用量非常大,竞争也最激烈,所以,销售代表没有超强本事是做不开的,在医药销售这一行,能做抗生素的人都是“牛人”,是顶级的销售代表。如果能把一种抗生素推进一家医院,就意味着这个医药代表不愁饭吃了。

  另一种顶级销售代表就是做大输液的。何谓大输液?就是给凡是来到医院的病人都能补液的药品。这些液体针剂单支的价格很低,但这些药品用量非常大,可以薄利多销。

  “只有一种药品是销售代表、中间商最愿意做的,那就是中国医院大量使用的抗生素。在这种药品上,厂家和中间商的利润百分比是不会变的。变的是医生回扣这一块。最少也要给到零售价格的30%,你这个抗生素才有可能经过医生的笔出现在处方纸上。一般一种抗生素只要能进一家三甲医院,一个月最少也能卖个3000盒,那么这个销售代表一个月也能赚3000元。”相比于抗生素,其他药品的利润远远不及,“现在20元以下的非抗生素类口服药基本已经没有医药代表在做了,因为根本赚不到糊口的钱。”

  据业内人士披露,抗生素大多售价较高,但成本十分低廉,单价数十元甚至上百元的药品成本往往只有几元钱。近几年,国际抗生素原料市场价格也不断下降,欧洲最近抽样调查的100种发酵抗生素与合成抗生素中,95种的价格均比1995年下降2/3到4/5。而在我国,抗生素药品价格却一直居高不下,“我国抗生素药品价高主要是其药品回扣、返利等非成本因素带来的。”正是老百姓看病花的“冤枉钱”支撑起了抗生素巨大的利润空间。

  小胶囊做成大输液 6000药企无序竞争

  低廉成本和巨大利润,这种难以抵挡的诱惑使几乎所有药企一拥而上,纷纷投产抗生素。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的6000多家药企中绝大部分都生产抗生素,而国内企业生产经营的抗生素大多是重复生产的“仿制药”,如“阿莫西林”,国内的生产企业就几百家,“先锋”的生产企业也有200多家。这直接导致药品流通渠道混乱和竞争无序。这种竞争无疑加剧了愈演愈烈的回扣风,甚至还出现了更恶劣的情况,某些用于大输液的抗生素造成大量的不良病例,例如“欣弗”事件,输液导致了死亡率很高的假膜性肠炎。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价中心专家孙忠实介绍说,现在的情况是药厂与医院之间互相影响,互成因果。医院来一个病人,医生就给他输抗生素,药厂有销路,管他安全不安全,就上马生产。

  “本来生产一个片剂或一个小胶囊就够了,现在非要把它做成注射剂,做成注射剂还不够,还要把它做成静脉输液,在这方面,‘欣弗’是最典型的,口服的克林霉素有,肌肉注射的克林霉素有,供静脉注射的克林霉素也有,还有直接静脉注射的大输液。结果出现事故的就是这种大输液,它的生产条件、使用条件、使用对象,其要求都比前几种要高很多。如果不是过多追求经济利益,就不会去把克林霉素做成这种直接静脉输液的大输液。分的品种越多,附加值就越大。”

  虽然专家一直在呼吁,尽量不要生产抗菌药的输液型制剂,但还是有很多企业在利润诱惑下继续生产。据了解,我国现有大输液生产企业年生产能力100亿瓶,而市场需求约为40亿瓶,供是需的2.5倍,竞争已呈白热化。

  就这样,从医院到医生,到医药代表、药商和药厂,一个吊瓶的利益被层层瓜分,吊瓶于是越来越多,最后医院里随处可见触目惊心的“吊瓶森林”,人们也被不断强化着一个伪科学概念——只有输抗生素才能治好病。它导致的后果是,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滥用抗生素最严重的国家。(张鹏)

  不敢不输液?

  “吊瓶大国”,最近,我们又多了这么一个新称谓。2009年,全国人均输液8瓶的数字令人震惊。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表示,输液的过度使用、抗生素的泛滥等问题都需要通过公立医院改革和其他医改措施来改善。

  我们为什么爱输液?虽然每一次把针头扎进血管的情况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从人们形形色色的答案中,新闻观点读出了一个“怕”字:我们不敢不输液。

  上午十点半,首都儿研所的输液室里已经座无虚席,没位子的小病号们不得不转战到了候诊室,有的家长还带来了自制的简易挂钩。喜羊羊玩偶、小汽车模型……为了让小家伙老老实实输完液,不少家长带来了玩具。从望京赶来的刘女士正抱着两岁的小宝宝往外走,孩子爸爸举着吊瓶暂时充当人肉支架,因为怕孩子们挤在一起交叉感染,刘女士决定带宝宝到自家的车里输液,这已经是一个月里第二次来输液了。

  大人生病可以扛,哪个家长敢让孩子扛?

  乖乖妈(女儿两岁半,支气管炎反复发作,去年8月输液一次,12月输液一次,最近因为高烧不退又输上了):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我也知道,谁愿意看着孩子挨扎啊?但是孩子一病,我就慌神儿了,看着她咳得那么厉害,睡也睡不好,当妈的只有一个想法:能让她少受一天罪就少受一天罪!乖乖第一次确诊是支气管炎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害怕再往下走,我听过很多例子,支气管炎治着治着又变成肺炎了,所以就想着尽快看好,千万别拖,最快的只能是输液了。

  发烧也是,本来我不想带她去输液的,想着吃点药,多给她喝水,睡两天看看再说,结果扛了两天还是39度,我就绷不住了,第二天一早就打车带她去医院,医生看了一下就让输液了,我也没主意,总得先把烧退下来。有时候大夫会说,先吃几天药,还是不好的话再来输液;但是大夫敢试,哪个家长敢让自己孩子先烧几天“试试”啊?就像这次乖乖生病,我让她试了两天,结果还是烧,她奶奶还埋怨我不早带孩子去输液,让她受这份儿洋罪。

  我自己生病是不怕,发烧感冒基本都不吃药;但是孩子这么小,我们一家人都特别紧张她,绝对不敢让她也这么扛着。虽然书上说输液多了不好,但是输液确实是最快的法子,副作用总比一直生病小吧?

  经不起“吓唬”,只能选“最好”的治疗方式

  刘鹃(一年前带着孩子从澳洲回国,儿子现在三岁五个月,曾经一个月里输液三次,累计超过20天):

  我儿子每次生病家里都跟打仗似的。我妈的主张是小孩儿不能一病就打针吃药,输液更不行,必须要培养他自己的免疫力,而且每次都拿我举例子:她几乎从来不带我去医院,发烧就捂汗,拿一湿毛巾放头上,下点酸汤面给我吃……但是我婆婆就不同意。我婆婆换季的时候没毛病也喜欢去社区医院打打吊瓶,据她说这样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病。

  我心里其实是赞同我妈的,不愿意让儿子输液,一输就是头孢什么的,抗生素副作用大着呢!在澳洲的时候,也带儿子去看过病,医生给药都特别谨慎,更别说输液了,很少看到有小孩打吊瓶的;但是回国以后就不行了,经不起医生吓唬!

  那次我带儿子去看病,他就是咳嗽,有点低烧;大夫让验了血,什么都没说上来就一句:“这么严重了,你们怎么还不住院呢?”我跟医生商量,我们家离医院不远,我是全职主妇,可以每天都带儿子过来看,能不能先别住院?医生勉强同意,然后让输了十天的液,说我儿子现在吃药吸收不好,必须输液,我还哪敢再讨价还价啊?儿子输了一个礼拜之后差不多好了,我想就别再输了,去问大夫,大夫说:“最好坚持用药,你们自己考虑。”人家都说“最好”了,我还“自己考虑”什么啊?自己买盒药,药上还都写着要“遵医嘱”呢,毕竟我们什么都不懂。

  和不得已选择输液的家长们不同,许多年轻人也主动加入了输液大军,他们不是怕生病受罪,而是怕养病费时误事。“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民谚越来越没人放在心上了,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让人们希望生病也能像遥控器一样,按一下就停。当面临输液还是吃药的选择时,国人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展露无余,为了能够勤劳地钉死在工作岗位上,即便知道频繁输液的副作用,却仍然勇敢地亮出了自己的血管。

  一天三顿饭都未必能按时吃,更别说按时吃药了,只能输液,快,省事儿

  徐先生(24岁,私企员工,上周发热咽痛,输液三次之后痊愈,未请病假):

  我上周二早上起来就感觉自己发烧了,但是公司还有事,就直接上班去了,一上午都昏昏沉沉,挨到下午我跟总监说了一下,提前两个小时下班,直奔医院就去输液了。估计我这样的医生也见得多了,看我要求输液,很爽快地就开了药。

  吃药太慢了,怎么也得一个星期,而且老犯困,又不能请假,还是直接输液快。(公司不允许请假吗?)允许,发热的话公司会劝你回家休息的,怕传染其他人嘛!但是年前这段时间我们特别忙,要赶在春节放假之前把事情都赶完,部门人又少,没人能顶。上大学那会儿,生了病就去校医院开个病假条,一个星期不去上课都没事儿,还能让同学帮忙打饭,那才是养病哪!现在工作了,是拼搏期,不可能那么享受了。别说我这样的小虾米了,就是我们总监,生完孩子都没怎么休产假就回来上班了,我这发点儿烧哪敢慢慢悠悠在家养着啊!电视剧里的成功人士,不都带病奋斗吗?人家连输液的工夫都没有。

  再说,我们一个星期至少加班三天,一天三顿饭都未必能按时吃,就更别说按时吃药了,只能输液,快,省事儿。

  带病坚持工作的形象一树立起来,

  我更不好意思休假养病了

  王旭(31岁,外企员工,去年一年输液8瓶,正好达到平均数):

  主动要求输液的人都是不愿意好几天休病假的。比如我们每年是有一定天数带薪病假,不过休满的人很少;不是说大家都身体健康,没灾没病不用休,而是……反正挺复杂的。

  我觉得这里边有个给别人的印象问题,你动不动就休病假,你的事情就得临时交给别人,出了问题算谁的?同事们难免会觉得你这人怎么这么娇气啊?上司就算不觉得你娇气,可能也会觉得你身体素质不够好,有些重要的项目可能就不敢交给你做。我两年前有一次请病假,经理犹豫了一会儿跟我说:“这段时间特别忙,能不能克服一下?要是实在撑不住就回家休息。”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我能不“克服”吗?年终的时候,为这事儿我还被表扬了,这带病坚持工作的形象一树立起来,更不好意思休假养病了。

  虽然感冒发烧对中国人来说不算什么大病,但是病的时候确实很难受,而且不管治不治都得一个星期才能好。我一般选择输液不是为了尽快治好,主要是为了缓解症状,能让我正常上班。

  [亲历]

  “被输液”的乡村

  受访人:

  丁永勋 (媒体评论员)

  最近,回河南老家给老人祝寿的丁永勋意外遭遇“被输液”。和记者讲起这次看病经历,“五瓶”这个数字让他唏嘘不已:

  “我比较信方舟子说的,一般感冒都能自愈,从来不吃药打针,孩子发烧39度以上才吃药。没想到这次回去正好赶上病毒大流行,喝了点酒,浑身打冷战,发烧到40度,只能听人家摆布,再说她(医生)也没有别的手段,背一堆输液瓶子就上门了,上来就是五瓶。

  现在农村输液特别普遍,吃药怕效果不好,打针也已经很少见了。大家一般都在城乡接合部的私人诊所看病,似乎一病就要输液,上门服务,扎上就走,根本不看着你。农民也以为输液效果好,好得快;甚至学生高考前没病也要输几瓶,说可以提前消炎防病,不影响高考。

  很多人有这种观念:输液可以清洁血管、排毒,一段时间就不会得病了。有人动不动就去输点消炎药,其实就是抗生素。

  我觉得主要还是医生引导的问题,输液挣钱多,还省事;当然,农民也不知道其中的危害,看了发改委发布的输液的危害,吓我一身冷汗,老家现在好多人生病主要就是靠输液治。”

  [批注]

  我们是在对打针的害怕的记忆中长大的;我们的孩子是除了奶瓶之外,还有对吊针的熟悉和回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个输液量超过百亿的大国。人人热衷输液,除了医院的利益驱动因素之外,更多的还有转型期竞争的压力和工作节奏的太快,没有一个单位能够耐心等待你慢慢调理自己的病情,所以只有依靠输液。

  ——马光远(著名财经评论员)

  [较真]

  输液的两个极端

  受访人:

  张琪(首儿所急救科主任医师)

  输液比过去频繁,这是事实。尤其是这两年,输液的病人越来越多,我们医院现在一天最高峰的时候能有一千多。

  不过,输液的多少不能一概而论,不能简单地用时间和地域来评判,还要从人口的密度、人员的流动程度等方面来评判。大家会说我们小时候输液少,但那个时候人口密度没现在这么高,感染的机会就没这么多。同样,咱们国家也不能完全和国外相比,发达国家人口少、空气好,人们接触病原的机会少,可能本身就没有那么多的感染;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密度大、流动性高,有一个病人发生感染,就容易传播开。

  严重感染、病情重肯定是需要输液的,但确实也有一部分孩子不需要,比如感冒初期,输液就没多大用处。有一部分家长就特别急,来到这儿就是“给我们输液吧!”你不给他输,劝他先观察观察,他有时候还会跟你急。主动要求输液的家长,有的是认为一发烧就得输液;有的是孩子第二天要考试了,希望马上好;还有第二天就要上车回老家的,想输输液,让孩子的病情马上改善改善……实际上,输液有时候也不一定能把病程缩短。

  这种要求输液的是一个极端,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家长不愿意带孩子来看病,在家里扛着,拖很长时间,结果耽误了,来到这儿以后就挺重的。

  另一方面,从医疗上说,输液便捷一点,医生有时候也会考虑快点为患者解除痛苦。当然,这个跟现在的医疗环境也有关系,比如医生可能会考虑,开始病人病情不严重,没让输液,后来严重了,会不会反过来追究医护的责任:“你干吗不给我输液,让我病又重了?”